Posted in History, Politics

真正理解“支那”一词背后的文化内涵:东亚正统中国之争

如今,许多中国人听到“支那”一词仍然觉得自己被羞辱,但其实大多数日本人早已不知“支那”为何物。

如果你去问一个中国人为何觉得“支那”一词有侮辱性,他大概率会说这是二战日本侵华期间所使用的词汇,既然中日敌对,便觉得日本用“支那”一词是在蔑视中国。然而,这种说法有一个很大的逻辑缺陷:如果现在有一个敌对国家对中国人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你们中国人”,显然,在该语境中,“中国”一词带有了贬义,难道中国人还会抗拒“中国”一词,从此拒称自己为“中国人”吗?

要解决这个疑问,就必须先搞懂“支那”一词的来源,以及日本为什么称呼中国为“支那”。

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考证,“支那”一词起源于秦朝,当时外国人称呼秦朝为“Chin”。后“Chin”一词传入印度,印度人根据自己的发音习惯称为“cīna”。而印度人的这种说法,传入欧洲即为“China”或者“Chine”。后佛教文化盛行,该词又从印度传回中国。当时的佛经翻译者、佛学家等在翻译印度梵语的经书和文献时,就把“cīna”统一音译为“支那”,这点可以在众多中国古代文献中得到作证。后世中国人也常以“支那”称中国,比如晚清的梁启超曾以“支那少年”作为自己的笔名。由此可见,“支那”乃“China”一词的正统音译,本身是中性的。

俄罗斯地区(俄罗斯、蒙古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深受与宋朝并存的契丹政权(即辽国)的影响,故俄语地区称呼中国地区为契丹(Китай),称呼中国人为契丹人,这种说法至今仍然是俄语地区的标准用法。从诸多例证看来,俄语地区至今称呼中国为契丹,并非出于传统,而是带有一定的歧视含义。

然而,日本地处东亚,与中国关系紧密,文化等方面互相影响。所以当西域诸国用音译文字称呼中国为“支那”时,掌握了汉字并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往往直接采用中国的语言,比如直接写作“唐”、“大唐”、“中国”、“中华”等,并无音译之说。细细考究,这不单单是因为日本掌握了汉字所以才没必要音译,而是这当中实际上存在一种潜规则,即东亚圈特有的一种尊重,或者干脆就是尊卑关系。以正式的汉字来称呼中国,实际上代表对中国的尊崇,对中国作为东亚霸主的敬畏。

但随着晚清国力衰颓,日本在东亚崛起,尤其是甲午海战之后,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便荡然无存。此时的日本便开始用“支那”来称呼中国,而拒绝使用“大清”、“中国”、“中华”等。显然,这带有日本对中国的蔑视,不再尊崇中国为东亚的权威。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方面不同意在条例文本中以“中国”指代清朝,坚持要求只写“大清”。李鸿章极力反对,最终同意汉文条约写作“中国”,日文条约写作“大清”。但是日本代表团在写条约时,依然在汉文条约中以“大清”指代,李鸿章只好作罢。

由上述案例可知,日本随着国力的提升,开始不承认大清为中国。那么谁是中国呢?正是日本自己。当时的日本文献中,日本常常使用“中国”来称呼自己。

说到这里,很多中国人倒是有点转不过弯来:怎么日本也称呼自己为“中国”呢?这说得通吗?

其实,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但凡接受了儒学的熏陶,便自然有了天下的概念。天下有中国,其统治者为天子,正所谓“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日本自然也不例外。不单单是日本,朝鲜、越南也有这种想法。朝鲜称自己为“小中华”,而越南则称自己为“南朝”,中国则为“北朝”。推而广之,中国周边的国家也有这种概念,比如曾经征服过中国的蒙古、建州女真(满清),还包括和宋朝并存的金朝等。尽管他们本身不是东亚儒家文化,但长期和中国打交道后,耳闻目染,不免移风易俗。

“中国”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个国名,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即为天下居中之国,天朝上国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尽管汉人所统治的强盛朝代,如汉、唐等,确实可以豪迈地这样认为,但在衰弱之时,周边国家不免觉得自己才是最有资格统治中国之人,才是真正的天子。当然,中国是一个政治概念,仍然需要有一个地理实体为依托,这便是中原。所以入主中原成为了千百年来的经典主题。比如蒙古人即便想称呼自己为中国,但不拿下中原便不能这样说,在蒙古草原上的中国是说不通的,没有人会认可。

从这个角度来说,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其性质已经等同于蒙古、满清,意图问鼎中原。日本最终呈现的路线图也的确如此,先吞并朝鲜,以朝鲜为跳板拿下满洲,再以满洲为根据地进犯中原,最终统治中国。

对于中华文化圈来说,朝鲜和日本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地理位置决定了两个国家的走向。朝鲜是中原王朝可以触及的地方,所以长期沦为附属国,其君主不敢称天子、皇帝,只敢称王,并且常常要经过中原王朝的认可,清末的袁世凯都可以在朝鲜做太上皇。而日本有大海做屏障,所以很早就称天子、天皇,中原王朝也无可奈何。因此,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朝鲜的文明和中原十分类似,但是日本则在中原文明的基础上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明。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隋炀帝时期的事情。当时日本发来文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让隋炀帝十分不悦,命令以后不要再拿这种蛮夷的无礼文书给他看,态度是消极逃避的。但是面对朝鲜地区的王权崛起,隋炀帝不惜下血本征讨,誓要让朝鲜臣服,最后元气大伤,导致隋朝迅速灭亡。

另外一个有力证据是语言文字的使用。原先日本和朝鲜在书面上使用汉语,口语则是自己的语言。日本不断摸索,从万叶假名到平假名和片假名,最终发明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系统。虽然大量使用汉字,但的确是一种独立的、全新的语言。朝鲜虽然在世宗大王时期发明了朝鲜谚文,但是一直受到群臣否定,最大的原因便是担心此举会遭到中原王朝的猜忌,惹来麻烦,所以仍然坚持书写汉语。朝鲜谚文直到20世纪才被广泛使用,而且直接废除全部汉字,仅用朝鲜谚文书写(部分场合仍然可以看到零星几个汉字),比日本激进许多,反而凸显了文化的自卑心理,急于摆脱被中国控制的阴影,恢复民族自信。而从词汇和语言习惯上看,日语有许多独立的词汇和发音,而朝鲜语中的词汇大量来自汉语,发音都差不多。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认为自己有资格是或者已经是中国,但还需要入主中原才能算数,所以日本不愿意称呼清朝为“中国”。称清朝为“大清”而不是“中国”,就好比认为清朝和日本是两个并存的政权,将来日本消灭了清朝,就成为中国之主。非常强有力的证据是,日本方面曾发出如下号召:“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实际上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是这话竟然是从日本方面说出来的,只能理解为日本已经认定自己是游离在中原以外的地方割据政权。

以“支那”称呼中国,是日本否定中原现有政权的一个表现。随着时代进入到民国,日本的势力范围从本岛发展到了中原,日本人在中国大量使用“支那”一词,因此“支那”一词的传播更为广泛。另一方面,民国时代的留学生数量极多,大多在日本,因此常常听日本人歧视性地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因此他们十分抗拒别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

1930年5月,民国政府通过外交部称,“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不过日本方面直到二战战败后才逐渐弃用“支那”,重新改称“中国”。

固然,二战战败使得日本取代中国称霸亚洲的梦想破灭,但是更重要的是日本在美国的管制之下改弦更张,将目光放在全世界,从而跳脱了东亚正统之争的范畴。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确实存在一小部分极右翼势力,仍然对中国虎视眈眈,言必称“支那”。但这样的日本人并不是主流,是非主流。

而今大部分中国人对过去的历史不甚了解,也不知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所以对“支那”一词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徒有仇恨,难有进步。更有人认为如今大部分人日本人仍然称中国为“支那”,实乃谬误。

除了极右翼日本人外,一些中国人因为对当今中国有所不满,也重新使用“支那”的说法,皆被打成恨国党和汉奸。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发明,早在晚清时期便已有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到了日本之后,梁启超实地体会到日本脱亚入欧后日新月异的进步,大受震撼。尽管“支那”一词在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前便已经在中国境内流传使用,但梁启超本人仍然坚持使用“中国”一词。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便开始使用“支那”一词。有人认为这只是梁启超入乡随俗,为了融入日本方面的文化而做出的改变,但其实这里面有极大的深意。

日本所习用的汉字、文化、思想等长期被置于中华文化之下,而中国就存在于海的另一边,这让日本无时不刻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随着日本国力增强,民族主义日渐兴旺,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就使得日本跳脱了中国的范畴,获得了一种更为纯粹的日本民族主义。日本人会认为,我们继承发展的是中国的文化,而海的那一边不过是“支那”罢了。这就好比我们时常给别人起绰号,目的就是增强或者削弱对方的存在感。

此时的梁启超深感变法无法挽救中国,到达日本之后,也有了跳脱中国范畴之外的意识。以“支那”称呼中国,是一种对已有的腐朽的中国体制的否定,梁启超通过对其否定,来重新审视中国,寻找中国的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梁启超又开始恢复使用“中国”一词,并写下了不朽的名篇《少年中国说》。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以拳拳赤子之心,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呼吁广大青少年之觉醒,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中国。

除了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党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有从“支那”到“中国”的转变,其原理是相同的。以“支那”称满清,盖为排满以求新。待满清推翻之后,便觉世道更替,焕然一新,故以“中国”重新称之。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鲁迅。鲁迅常以第三者的身份冷眼看中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所以,现如今一些中国人使用“支那”一词,也同梁启超、孙中山、鲁迅一样,希望通过对自己已有的身份的否定,来获得一种觉醒。当然,鉴于目前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公开使用这一词汇必然要承担极大的代价,少有人能从更深层次来思考这种意识。实际上,重新寻找身份认同的办法也不仅限于这种方式,因而我们也很难说使用“支那”一词是否愚昧大于进步,是否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

This site uses Akismet to reduce spam. Learn how your comment data is proc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