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中国人听到“支那”一词仍然觉得自己被羞辱，但其实大多数日本人早已不知“支那”为何物。
如果你去问一个中国人为何觉得“支那”一词有侮辱性，他大概率会说这是二战日本侵华期间所使用的词汇，既然中日敌对，便觉得日本用“支那”一词是在蔑视中国。然而，这种说法有一个很大的逻辑缺陷：如果现在有一个敌对国家对中国人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你们中国人”，显然，在该语境中，“中国”一词带有了贬义，难道中国人还会抗拒“中国”一词，从此拒称自己为“中国人”吗？
要解决这个疑问，就必须先搞懂“支那”一词的来源，以及日本为什么称呼中国为“支那”。
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考证，“支那”一词起源于秦朝，当时外国人称呼秦朝为“Chin”。后“Chin”一词传入印度，印度人根据自己的发音习惯称为“cīna”。而印度人的这种说法，传入欧洲即为“China”或者“Chine”。后佛教文化盛行，该词又从印度传回中国。当时的佛经翻译者、佛学家等在翻译印度梵语的经书和文献时，就把“cīna”统一音译为“支那”，这点可以在众多中国古代文献中得到作证。后世中国人也常以“支那”称中国，比如晚清的梁启超曾以“支那少年”作为自己的笔名。由此可见，“支那”乃“China”一词的正统音译，本身是中性的。
俄罗斯地区（俄罗斯、蒙古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深受与宋朝并存的契丹政权（即辽国）的影响，故俄语地区称呼中国地区为契丹（Китай），称呼中国人为契丹人，这种说法至今仍然是俄语地区的标准用法。从诸多例证看来，俄语地区至今称呼中国为契丹，并非出于传统，而是带有一定的歧视含义。
然而，日本地处东亚，与中国关系紧密，文化等方面互相影响。所以当西域诸国用音译文字称呼中国为“支那”时，掌握了汉字并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往往直接采用中国的语言，比如直接写作“唐”、“大唐”、“中国”、“中华”等，并无音译之说。细细考究，这不单单是因为日本掌握了汉字所以才没必要音译，而是这当中实际上存在一种潜规则，即东亚圈特有的一种尊重，或者干脆就是尊卑关系。以正式的汉字来称呼中国，实际上代表对中国的尊崇，对中国作为东亚霸主的敬畏。
但随着晚清国力衰颓，日本在东亚崛起，尤其是甲午海战之后，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便荡然无存。此时的日本便开始用“支那”来称呼中国，而拒绝使用“大清”、“中国”、“中华”等。显然，这带有日本对中国的蔑视，不再尊崇中国为东亚的权威。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方面不同意在条例文本中以“中国”指代清朝，坚持要求只写“大清”。李鸿章极力反对，最终同意汉文条约写作“中国”，日文条约写作“大清”。但是日本代表团在写条约时，依然在汉文条约中以“大清”指代，李鸿章只好作罢。
由上述案例可知，日本随着国力的提升，开始不承认大清为中国。那么谁是中国呢？正是日本自己。当时的日本文献中，日本常常使用“中国”来称呼自己。
说到这里，很多中国人倒是有点转不过弯来：怎么日本也称呼自己为“中国”呢？这说得通吗？
其实，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但凡接受了儒学的熏陶，便自然有了天下的概念。天下有中国，其统治者为天子，正所谓“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日本自然也不例外。不单单是日本，朝鲜、越南也有这种想法。朝鲜称自己为“小中华”，而越南则称自己为“南朝”，中国则为“北朝”。推而广之，中国周边的国家也有这种概念，比如曾经征服过中国的蒙古、建州女真（满清），还包括和宋朝并存的金朝等。尽管他们本身不是东亚儒家文化，但长期和中国打交道后，耳闻目染，不免移风易俗。
“中国”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个国名，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即为天下居中之国，天朝上国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尽管汉人所统治的强盛朝代，如汉、唐等，确实可以豪迈地这样认为，但在衰弱之时，周边国家不免觉得自己才是最有资格统治中国之人，才是真正的天子。当然，中国是一个政治概念，仍然需要有一个地理实体为依托，这便是中原。所以入主中原成为了千百年来的经典主题。比如蒙古人即便想称呼自己为中国，但不拿下中原便不能这样说，在蒙古草原上的中国是说不通的，没有人会认可。
从这个角度来说，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其性质已经等同于蒙古、满清，意图问鼎中原。日本最终呈现的路线图也的确如此，先吞并朝鲜，以朝鲜为跳板拿下满洲，再以满洲为根据地进犯中原，最终统治中国。
对于中华文化圈来说，朝鲜和日本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地理位置决定了两个国家的走向。朝鲜是中原王朝可以触及的地方，所以长期沦为附属国，其君主不敢称天子、皇帝，只敢称王，并且常常要经过中原王朝的认可，清末的袁世凯都可以在朝鲜做太上皇。而日本有大海做屏障，所以很早就称天子、天皇，中原王朝也无可奈何。因此，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朝鲜的文明和中原十分类似，但是日本则在中原文明的基础上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明。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隋炀帝时期的事情。当时日本发来文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让隋炀帝十分不悦，命令以后不要再拿这种蛮夷的无礼文书给他看，态度是消极逃避的。但是面对朝鲜地区的王权崛起，隋炀帝不惜下血本征讨，誓要让朝鲜臣服，最后元气大伤，导致隋朝迅速灭亡。
另外一个有力证据是语言文字的使用。原先日本和朝鲜在书面上使用汉语，口语则是自己的语言。日本不断摸索，从万叶假名到平假名和片假名，最终发明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系统。虽然大量使用汉字，但的确是一种独立的、全新的语言。朝鲜虽然在世宗大王时期发明了朝鲜谚文，但是一直受到群臣否定，最大的原因便是担心此举会遭到中原王朝的猜忌，惹来麻烦，所以仍然坚持书写汉语。朝鲜谚文直到20世纪才被广泛使用，而且直接废除全部汉字，仅用朝鲜谚文书写（部分场合仍然可以看到零星几个汉字），比日本激进许多，反而凸显了文化的自卑心理，急于摆脱被中国控制的阴影，恢复民族自信。而从词汇和语言习惯上看，日语有许多独立的词汇和发音，而朝鲜语中的词汇大量来自汉语，发音都差不多。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认为自己有资格是或者已经是中国，但还需要入主中原才能算数，所以日本不愿意称呼清朝为“中国”。称清朝为“大清”而不是“中国”，就好比认为清朝和日本是两个并存的政权，将来日本消灭了清朝，就成为中国之主。非常强有力的证据是，日本方面曾发出如下号召：“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实际上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是这话竟然是从日本方面说出来的，只能理解为日本已经认定自己是游离在中原以外的地方割据政权。
以“支那”称呼中国，是日本否定中原现有政权的一个表现。随着时代进入到民国，日本的势力范围从本岛发展到了中原，日本人在中国大量使用“支那”一词，因此“支那”一词的传播更为广泛。另一方面，民国时代的留学生数量极多，大多在日本，因此常常听日本人歧视性地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因此他们十分抗拒别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
1930年5月，民国政府通过外交部称，“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不过日本方面直到二战战败后才逐渐弃用“支那”，重新改称“中国”。
固然，二战战败使得日本取代中国称霸亚洲的梦想破灭，但是更重要的是日本在美国的管制之下改弦更张，将目光放在全世界，从而跳脱了东亚正统之争的范畴。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确实存在一小部分极右翼势力，仍然对中国虎视眈眈，言必称“支那”。但这样的日本人并不是主流，是非主流。
而今大部分中国人对过去的历史不甚了解，也不知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所以对“支那”一词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徒有仇恨，难有进步。更有人认为如今大部分人日本人仍然称中国为“支那”，实乃谬误。
除了极右翼日本人外，一些中国人因为对当今中国有所不满，也重新使用“支那”的说法，皆被打成恨国党和汉奸。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发明，早在晚清时期便已有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到了日本之后，梁启超实地体会到日本脱亚入欧后日新月异的进步，大受震撼。尽管“支那”一词在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前便已经在中国境内流传使用，但梁启超本人仍然坚持使用“中国”一词。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便开始使用“支那”一词。有人认为这只是梁启超入乡随俗，为了融入日本方面的文化而做出的改变，但其实这里面有极大的深意。
日本所习用的汉字、文化、思想等长期被置于中华文化之下，而中国就存在于海的另一边，这让日本无时不刻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随着日本国力增强，民族主义日渐兴旺，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就使得日本跳脱了中国的范畴，获得了一种更为纯粹的日本民族主义。日本人会认为，我们继承发展的是中国的文化，而海的那一边不过是“支那”罢了。这就好比我们时常给别人起绰号，目的就是增强或者削弱对方的存在感。
此时的梁启超深感变法无法挽救中国，到达日本之后，也有了跳脱中国范畴之外的意识。以“支那”称呼中国，是一种对已有的腐朽的中国体制的否定，梁启超通过对其否定，来重新审视中国，寻找中国的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梁启超又开始恢复使用“中国”一词，并写下了不朽的名篇《少年中国说》。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以拳拳赤子之心，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呼吁广大青少年之觉醒，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中国。
除了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党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有从“支那”到“中国”的转变，其原理是相同的。以“支那”称满清，盖为排满以求新。待满清推翻之后，便觉世道更替，焕然一新，故以“中国”重新称之。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鲁迅。鲁迅常以第三者的身份冷眼看中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所以，现如今一些中国人使用“支那”一词，也同梁启超、孙中山、鲁迅一样，希望通过对自己已有的身份的否定，来获得一种觉醒。当然，鉴于目前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公开使用这一词汇必然要承担极大的代价，少有人能从更深层次来思考这种意识。实际上，重新寻找身份认同的办法也不仅限于这种方式，因而我们也很难说使用“支那”一词是否愚昧大于进步，是否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Jaylin W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