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撰写本文之时尚未阅读黄仁宇所著《万历十五年》，待到读毕，却又发现与黄仁宇的思想观点不谋而合。如果对本文感到兴趣，不妨前去拜读一下这部作品。此文因为围绕大礼议事件发散阐述，所以系统性不佳。关于宗法制的系统性论述，则待本人有余力时撰写。
如果给中国历史的本质找到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就是宗法制度。但是中国的宗法制度实际上是变幻莫测、讳莫如深的，直到今天依然如影随形，左右中国人。以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作为切入点，可以略窥一二。
前任正德皇帝逝世后没有子嗣，虽然可以兄终弟及，但是正德皇帝的弟弟也去世了。不过他的弟弟有子嗣，便是嘉靖皇帝。于是大臣们商议请嘉靖入继大统。
事情到这里还说得通，并没有什么矛盾。问题在于嘉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继承大统，以及如何认定正德皇帝的身份。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认为，效法汉朝定陶恭王刘康（汉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生父）的先例，让嘉靖皇帝承认正德皇帝才是其皇考（逝去的父皇），反而把嘉靖的亲生父母称为叔父母。
这种做法引起了嘉靖的不满，而当时嘉靖只有15岁，年少方刚，对改换自己亲生父母的做法感到震惊。不用说古代人感到震惊，即便是现代人也难以理解。不过杨廷和等人认为，只要嘉靖承认自己已经过继给正德皇帝，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可问题是，过继的事情在正德皇帝生前并未发生，又怎可因为要继承大统便做出如此决定？
宗法的本质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制度，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权威性的绝对服从，但是杨廷和的这种做法又如何不是违背宗法制度呢？皇帝自己的亲生父亲都可以为了名利说变就变，还有什么宗法可言？但问题就出在皇帝家的宗法似乎有不同的玩法。皇帝有自己的一套宗法制度，包括对历朝历代先帝的供奉。因而杨廷和认为，以帝王的身份而言，嘉靖不应该拘泥于平常百姓的宗法，而是要从大局考虑，以先王作为自己的祖先，认个先父也无妨。
帝王家的这套宗法玩法具体又是什么面貌呢？不妨以明朝为例看看。
朱元璋作为推翻蒙古统治、恢复中华的汉人皇帝，却在太庙中供奉元朝的皇帝，称他们为先帝，这又如何不与宗法矛盾呢？朱元璋解释称汉室无德，蒙古人获得了天命，因而入主中原有其正当性，不能不供奉。其实说穿了，朱元璋的私心就是尊崇一切的皇帝，目的在于巩固皇帝制度，确认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如果朱元璋否定了元朝皇帝的正统性，岂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皇帝的正统性？（蒙古人确实以皇帝的身份统治了中国）而且朱元璋以一个乞丐的身份发家，总是有种自卑感，因为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开国皇帝都不是平民百姓。所以朱元璋认为，皇帝这个位置不管谁都可以坐，只要获得了天命即可。蒙古人虽然是外族，但是获得了天命，就可以做皇帝；现在我朱元璋也获得了天命，就算是乞丐出身，一样做得。
嘉靖前期曾有提议把忽必烈从太庙中移除，未果。嘉靖中后期最终移除。
朱元璋对皇帝制度的推崇是十分狂热的，对宗法制度也十分狂热。原因是朱元璋农民出身，先天受到宗法制度的熏陶。加上朱元璋年纪轻轻就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烈教训，使得他对大家族和人丁旺盛有一种执着。为了实现这种理想，甚至亲自撰写了《皇明祖训》这样的奇书，也让明朝有了遵循祖制的传统。他也严格执行嫡长子继承制的规定，辛苦培养起来的太子早夭，便立太孙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虽然朱元璋对四子朱棣十分看重，但对宗法的尊崇使朱棣只能做一个藩王。
但事情偏偏出在这里。朱棣打着靖难的旗号成功篡位，建文帝最后落得一个下落不明的结局。朱棣对于任何批评他是篡位者的大臣、文人、儒生都是下狠手，甚至诛杀方孝孺十族。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朱棣并非马皇后亲生，但是朱棣到处宣传他是马皇后的亲生儿子，打着这个旗号起兵，为自己当皇帝铺垫正当性。可当了皇帝后，他在庙里供奉的却是他的亲生母亲，并不是马皇后。
到了明英宗时期，又发生了土木堡之变，皇帝自己都被俘虏。明英宗被大臣们封了个太上皇，另立景泰帝。明英宗回到北京，被景泰帝软禁于宫中，乖乖当太上皇。后来夺门之变明英宗恢复皇位，反过来废除了景泰帝的皇位，贬为藩王。明英宗效法朱棣诛杀景泰帝的大臣，包括北京保卫战的大功臣于谦（就是写《石灰吟》的那位）。
所以话说这明朝就这么几任皇帝看下来，皇帝家的宗法如同儿戏，完全是表面文章，可以为了政治需要肆意更改，哪里在乎什么宗法和祖制。
因此，我想杨廷和等人搬出宗法那套东西，并不是真的尊崇那套制度。而且他据理力争的理由即是帝王家为了朝政的需要，可以肆意地转换亲生父母的身份。既然皇帝可以为了利益做出改变，嘉靖本人又如何不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进行反抗呢？
归根结底，宗法早就沦为了一种工具，皇帝家都如同儿戏，平民百姓家更是可想而知。宗法制度本意是以小农经济为根本而发展出来的一套制度，目的是适应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更好地为小农经济服务。但到了后来面目全非，单纯是欺压人民的统治工具，甚至官僚都可以反过来欺压皇帝。
最大的可能是官僚们看嘉靖皇帝仍然年幼，又没有父亲做靠山（亲生父亲不是皇帝），以为他软弱到必须屈服于群臣。而官僚大概也想让嘉靖皇帝认识到，宗法上所谓的伦理次序的挑选只是个幌子，目的就是扶持你做皇帝，所以你得老实点，乖乖听我们的话，没有我们你就做不成皇帝。
前朝的正德皇帝也是一个经常和官僚作对的主，常常不上朝，肆意离开北京数月之久。这是正德皇帝开的先例，之前的皇帝是没有的。所以正德皇帝一死，大臣们赶紧清算正德的亲臣，然后企图通过扶持、控制无瓜葛的而又年少的嘉靖皇帝让官僚政治重回正轨。嘉靖似乎多少从正德皇帝那边找到一些灵感，和官僚的斗争也就埋下了种子。
何曾想嘉靖皇帝一方面性情刚烈，一方面也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最夸张的就是左顺门事件，大臣们跪在门外以向皇帝施压。有理由相信，除了极少数真的信那套制度的迂腐者，大多数都是结党营私之徒。
可是如果说真信宗法的人不多，又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对宗法如此推崇？实际上宗法有一个根本性的特色在于它有十分强烈的迷信色彩。中国人认为祖先的灵魂是长期存在的，并且会对人世间进行干预，对子孙的生活有着巨大影响，所以一定要对祖先祭拜有加。西方的鬼神观则和中国大不相同，所以西方着力于发展出宗教信仰填补这种空白，而中国人则有着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所以宗教一直很难在中国扎根。我始终认为佛教在中国真正的信徒并不多，大多所谓信佛的人只是接受了修行和六道轮回等概念，这些观念也是中国固有的鬼神观。他们去寺庙烧香拜佛，本质上是祈求祖先的庇护，而不是佛祖的庇护。佛“祖”这个词也有强烈的宗法色彩。观音甚至从男佛被改成女佛（佛教根本就没有女佛之说，甚至认为女性必须转世成男性，然后才能成佛）。
迷信之所以使人相信，就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你没法说鬼神究竟是否存在，不如相信，跟着别人一起做。如果你质疑他们迷信，他们还要反过来说你欺师灭祖，有悖天理人伦。尽管科学技术在今天达到了一个很高级的程度，但是依然无法解释鬼神方面的问题，西方信仰宗教的人数量依然十分庞大，其中不乏许多知名科学家。既然如此，中国人信奉祖先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自然也难以改变。在这种强大的约束性下，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也就难逃宗法的捆缚。这早就超出了信不信的范畴，而是不信也得遵守。
宗法制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皇帝的权威是绝对的，只要他是皇帝，还是他说了算。嘉靖皇帝拒不服从，最后大臣们只能落败。当然，以皇帝的诉求来说，他的要求也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十分正当，所以他在宗法的框架内行驶自己皇帝的权威，其他人也无可奈何。官僚以宗法压制皇帝，而皇帝则以宗法反过来压制官僚。但是嘉靖能胜出的根本原因是嘉靖也是在宗法框架之中争取合理的诉求，这是官僚最终师出无名的关键。
宗法的强大生命力也在于它的绝对权威在很多时候连皇帝本人都无可奈何，除非皇帝本人有朱棣那么狠（李世民也是篡位之君，甚至篡的是父亲的位，把父亲逼成太上皇，诛杀其兄弟）。嘉靖皇帝之后有万历皇帝，也是受制于宗法制度心灰意冷，几十年不上朝。不上朝也不是什么问题，毕竟朝会早就沦为过场，嘉靖皇帝也是几十年不上朝，但是政务照办。可万历皇帝是真的连政事也不做，可见这里面有一种消极的抵抗情绪。万历认为自己虽然是皇帝，但是这个皇帝做得憋屈，繁杂事务又多，不如不做，亡国便也亡了，自己快活。因此现在普遍认为明朝的灭亡始于万历朝。
长达十年的张居正首辅也让万历的心理产生了变态反应。虽然张居正作为一代权臣，通过改革使得明朝出现中兴之治，但是万历本人却对这种被掌控的感觉十分厌恶。张居正死后也被迅速地清算了。最让万历皇帝伤心的是，那个整天教育他行仁政的首辅自己却是个贪污犯，而且权势极大，文武百官、亲王都要恭维他。大伴冯保也贪，作弄权势，一并被清算。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两人抄家所得财物确实颇丰。清算张居正和冯保，尽管标志着万历皇帝的独揽朝政，却也是心灰意冷的开始，毕竟连自己从小就看在眼里、朝夕相处的两人都到了如此地步，整个大明朝又该是何等模样？
在张居正被清算后，万历可能是从嘉靖身上找到灵感，决定在挑选继承人的问题上挑战宗法制度。虽然嘉靖皇帝反抗成功，但如果是在储君问题上，嘉靖未必有胜算。因为嫡长子继承制不单单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更是传统政治制度，皇帝基本上不可能改变。但是万历却觉得这是自己斗争失败、大权旁落的表现，比嘉靖失败多了，从此心灰意冷，无心恋政。
万历皇帝和嘉靖皇帝一样年少登基，甚至更惨，八岁就登基了。试想一个八岁的孩子要丧失孩童的天性和权利，去尽到皇帝的责任，始终被太后、张居正、冯保等人左右，如何能心理健康？所以为何万历比嘉靖还要厌倦朝政，这大概就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宗法制却决定把一个八岁的孩童推举到皇帝的位置，可见宗法制之荒唐。由此可见，万历本人也是宗法制的受害者，难以责怪是他带领大明朝走向灭亡。
宗法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压抑后代的创造性和活力，具体表现在丧失人生理想，丧失生活动力，不热衷生育，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朝代的皇帝最后大多经历了这个结局。由于中国古代的各种科学不发达，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总是认为问题出在君主、群臣不够贤明上，而没有认识到根本问题出在宗法制度上。所以他们反而认为是对宗法制度的信仰不够虔诚，执行力度不够大，否则必然会达到尧舜之治的大好局面，因而每每诵读圣贤之书，以求太平之治。
朱元璋本人就怀抱着这种想法，在位期间极尽折腾之能事，力求恢复尧舜之治，维持小农经济的均贫梦想和社会形态，最后不可避免的人亡政息了。他的子孙后代们也困在宗法和祖制之中，受尽了折磨，最后亡国。
满清因为是游牧民族出身，对宗法没有那么执着，所以满清的储君是竞争选拔机制，没有嫡长子继承制之困扰。雍正从九龙夺嫡的血雨腥风中胜出，进一步完善了继承制度。满清皇帝也大多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没有太多宗法的束缚。实际上满清的君主反而要比前代君主更加励精图治。当然，人治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乾隆后期就迅速地腐化堕落，弱主光绪导致慈禧执政，不过这就不是这篇文章要探讨的问题了。至于满清皇帝身体状况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康熙和乾隆的身体状况极佳，再加上雍正，祖孙三人都是精力极其旺盛之人），大概是近亲结婚的缘故。
总的来说，大礼议事件导致了嘉靖心理的变化，不上朝，对内阁制度进行改革，大权独揽，着重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也造成了严嵩把持朝政二十年的局面，因严嵩专以谄媚逢迎，深得嘉靖喜欢。也许还刺激了嘉靖修仙的欲望。万历可能自知没有嘉靖的魄力，便破罐子破摔，做得比嘉靖还决绝。
另外，明朝的皇帝基本都个性鲜明，有很强烈的猜忌心和心理变态，这可能是遗传导致的，因为朱元璋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宗法制决定了朱元璋的子孙会做皇帝，但是看起来朱元璋的子孙并不适合做皇帝，这也是宗法制的一个显著问题。无怪乎崇祯皇帝数度下罪己诏，自行吊死煤山，还留下“但勿毁我祖坟，勿伤我百姓一人”的遗诏。
嘉靖临终前一年，著名清官海瑞上奏一篇《治安疏》，开篇即讲嘉靖没有尽到君王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深思大礼议事件，我们不免发觉，嘉靖坐上皇位实则也是因缘际会，前脚要去当藩王，后脚人就到了紫禁城。皇位还没坐上，就遭受大礼议事件的刺激，他本人小小年纪，便体会到皇帝的不易和艰辛。嘉靖执政过半又发生了壬寅宫变，不用说嘉靖本人，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都是极罕见之事。堂堂一国之君，被宫女们企图谋杀，可见他这个皇帝有多失败，心理受到的打击有多大可想而知，自暴自弃也十分正常。后专心玄修，让严嵩把持朝政，上下贪腐，百姓负担极重，搜刮殆尽，最终“家家皆净而无财用”。
到海瑞上疏之时，嘉靖自知命难久矣，回想自己执政四十五年，确实极度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嘉靖初看海瑞的奏折十分愤怒，却又沉默，把《治安疏》带在身边看了几个月。尽管下狱海瑞，却不杀他，一年后嘉靖驾崩，海瑞也就被放出来了。可见嘉靖皇帝到了最后关头，也是幡然悔悟，知道自己当了一辈子昏君，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由此，嘉靖皇帝为接下来的隆庆万历大改革奠定了基础，海瑞也得以在隆庆和万历年间有所发挥。不过万历皇帝最后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逃天理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海瑞之所以一路走来还算走运，也是因为宗法制的庇佑。海瑞作为整个中国历史都十分罕见的清官，杀他自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嘉靖自己也说“海瑞就像比干，但朕不是商纣王。”嘉靖、隆庆、万历都知道整个大明朝陷入了顽疾之中，天下人心向背，唯独海瑞还可作为一个表率，以他自身超人的品质来维护整个王朝的合法性。如果连海瑞这样的人都要杀，那大明朝确实也可以像商朝一样灭亡了。海瑞的《治安疏》之所以正义凛然，在于它的根本出发点是维系宗法统治的，是尽到臣子的本分，劝说君主也尽本分。
宗法制的束缚，官僚体制的顽症，进退两难的皇帝身份，嘉靖玄修，万历佛系（万历中后期钻研佛法，并且要求下属替他去各寺庙烧香），这就是发生在明朝中后期的咄咄怪事。商品经济自宋朝起始，到明朝时不但在中国更在全世界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但整个明朝却极力压抑这种历史潮流。不少人认为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满清阻碍的，其实始作俑者是朱元璋。满清的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对朱元璋的制度颇为满意，于是继续沿用。我们不能因为满清是外来统治者，就把责任往他们身上推。但是朱元璋之所以会那样，也是因为他起于陇亩，深知民间疾苦，所以才矫枉过正，铸成大错。由此可见，朱元璋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到了某个阶段的化身，所以我们也很难把责任全部推卸给朱元璋一人。要怪，就怪这历史的惯性吧，谁让中国在战国时期便已经结束了中世纪呢？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受限于世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只能不停地内卷，不停地循环。
嘉靖皇帝的前任正德皇帝曾经做出过突破性的尝试。正德皇帝创造了一个虚拟人物形象朱寿，号为威武大将军，身兼镇国公、总兵、太师三个顶级头衔。他利用朱寿这个虚拟身份多次出征塞外，曾击败过鞑靼小王子，大胜而归。正德皇帝之所以要这么做，乃是身为皇帝限制极多，甚至无法出紫禁城。固然，英宗被俘的教训在前，但以官僚的角度看，皇帝也不该惹是生非，应该确保政治团体的稳定性。除了喜好御驾亲征外，正德皇帝沉溺于酒色，建设豹房以供嬉戏娱乐，死时亦无子嗣，才有了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嘉靖皇帝的登基。所以嘉靖、万历两任皇帝应该也是从正德皇帝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逐渐自闭。尽管这两人不想像正德皇帝一样荒淫，但是现实条件的禁锢又是那么多，励精图治也是枉然，无法排解的痛苦只能让他们变得虚无。
正德皇帝的死因也十分放荡不羁，不会游泳却泛舟湖上捕鱼，落水后抢救，虽然生还，但不豫，很快就病死了。无独有偶，万历之后的泰昌如流星般在位30天，继任的天启皇帝一样死于泛舟湖上落水，抢救后终不豫而亡。正德和天启这两人一头一尾，算是给大明朝末期的失败做了一个定性。因此天启之后的崇祯不管多么努力，事情却越办越坏，最终亡国。
Jaylin W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