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古至今中国人一直信奉黄帝、尧、舜等上古圣贤，但是根据历史资料考证得知，这些传说的明文记载最早只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即周朝时期。尽管有人辩解说上古时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有记载的文字也不至于晚到周朝时期，毕竟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经过考古证实的铁证。
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关于黄帝的一段传说。黄帝于梦中见到一人手持千钧弩，牧万羊，于是遍寻天下姓力名牧者，是为力牧。牧羊即为牧民，故力牧为贤臣，后世宗祠中也常常供奉力牧。
初读这个故事，想必很多人不会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但只要你的知识储备量够大，便能察觉问题。
首先，根据考古资料考证可以得知，羊最早是在商代才从中西亚引进的，所以黄帝应该不知道羊为何物，又如何做梦梦到，还以此发表政治隐喻？所以这个故事至少是商代以后的发明。
其次，这种以牧羊作为政治隐喻的故事是不符合传统中原文明的特点的。中原文明是农耕文明，而牧万羊这种豪迈的场景反而是大草原亦或者中西亚地区才有的意识产物。《圣经》中有大量关于羊的隐喻，但是它是合理的，因为《圣经》起源于中西亚地区。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黄帝关于牧羊隐喻之突兀，与我们的文化不相符。
但是，这种不合理也不是找不到解法。实际上，周文明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在周文明之前的两个文明，一个夏，一个商。夏至今不可考，但是商可考。考古的结果显示商深受西亚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的影响，而且引进的技术和商品也极多。和商同时期并存的三星堆文明则显示三星堆文明是一个重青铜、黄金的文明，甚至还有黄金权杖这种典型的埃及文明的产物。有鉴于此，夏朝埃及说也越发站得住脚了。
其他一些说法则更令人吃惊。比如商朝皇族的基因测序显示有外国血统，非中原汉人。再比如商朝的甲骨文里面的许多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高度一致，而且充满埃及特色，比如没有“虎”字（中原地区从上古开始就有大量老虎，直到近现代才开始濒临灭绝）。
但周并未直接继承和吸收商、三星堆文明，而是有全新的发明，堪称质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是一个周边部落，但是以强势的姿态入主中原。相比较商而言，周彻底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观上，发明了天命和天下说；在经济上，创立了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在政治上，用周礼和封建实现天下共主，统一了各部落；在文化上，青铜器和黄金也不是祭祀和崇拜的重点，而改为玉。后世的中国人，到明清乃至现代，实际上在思想文化上只能追溯到周，在周以前的文明反而显得是另外的文明。
所以我们不妨这样来看，黄帝的故事起源于中西亚文明的夏商时代，因而带有典型的中西亚文明的色彩，但是成书的时间为周，则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周王朝的一大特点是政治宣传极其发达，各种经典典籍层出不穷，无一不是宣传天命说，以彰显文王和武王的伟大，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上古贤君的传说被纳入到这个体系中，自然也是为了强调和证明周朝的得力之处。因为周替代的是商，虽然不愿意继承发展商的文明，但是要塑造出历史的连贯性，不然就无法论证周代商的必要性。所以周还是要从商那里延续一些传说，并且强调周部落也是黄帝的后裔之一。
由此观之，上古传说也不尽然都是周文明的重新发明，但周王朝重新加工的成分必然也不会低。至于尧舜这种典型的符合周文明的圣贤，即便过去真有其人，其生平被修改夸张也毫不奇怪。史书记载中的舜是个大孝子，孝顺到父亲和哥哥千方百计杀他，他都依然尽孝。虽然说是圣人，但是这种世界观很难说不是周文明的刻意说教。我们也发现，后世多奉黄帝为血缘上的始祖，而奉尧舜为圣贤的代表人物，总是力图恢复尧舜之治，称某某圣贤为尧舜再世。杜甫有诗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无疑，尧舜才是周文明的核心代表人物，后世的影响力反而比文王和武王更大。大概是因为对后世而言，文王和武王的地位只是周的开创者，在精神层面上的号召力不如神化的尧舜，乃真正的精神领袖。虽然说被周王朝神化的尧舜有喧宾夺主之嫌，但是从效果来看，无疑符合周王朝当初神化尧舜的目的。
话说回来，这些传说是不是周文明的发明又有何重要呢？周文明影响中国数千年，这些传说早就成为一部分，深刻地镌刻到中国人的思想中。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可以以此作为商周文明转型的依据，但是从更长远的大历史来看，这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倘若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则也不过说明圣贤是确乎存在于世间的。
上古传说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禅让制。如果禅让制也是周文明的发明，则有矛盾之处，毕竟周文明自己也是家天下，并非禅让，大力宣传禅让制有何好处？但如果换个角度去思考，周的主张是封建，那么也许这可以理解为在天下形势已经变化为家天下的情况下，我们又有着公天下的理想，那么我们不如调和一下，采用封建的办法以实现某种妥协。所以宣传禅让制，也不是不可以为周文明服务的，无非是理想和现实的差别。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差别也是从此以后几千年的主题，一方面，我们宣称一种天下大治的美好局面必然会实现，一方面，我们又不断在治乱兴衰中循环。
《竹书纪年》中则对禅让制有极端的否定，描述了尧舜禹之间的政治斗争史。因而，上古传说中的禅让制，或是美化古人，或是宣扬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皆是情有可原的。
后记
尽管夏朝埃及说、商朝西亚人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的认识，但是直接把上古五帝也升级到埃及法老乃至苏美尔帝王的说法倒是更为骇人。假如此说成立，则黄帝冒出牧民如牧羊的故事也不奇怪，毕竟黄帝就是古埃及法老嘛。
但是古埃及的法老并未有禅让制，如果说从大禹创立的夏朝开始和埃及挂上钩可以说通，五帝的禅让制可说不通。这就要说回到本文所讨论的东西，即五帝禅让的故事是后人的杜撰，《竹书纪年》反而是真实的历史面貌。
Jaylin W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