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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浅谈嘉靖“大礼议”事件

如果给中国历史的本质找到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就是宗法制度。但是中国的宗法制度实际上是变幻莫测、讳莫如深的,直到今天依然如影随形,左右中国人。以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作为切入点,可以略窥一二。

前任正德皇帝逝世后没有子嗣,虽然可以兄终弟及,但是正德皇帝的弟弟也去世了。不过他的弟弟有子嗣,便是嘉靖皇帝。于是大臣们商议请嘉靖入继大统。

事情到这里还说得通,并没有什么矛盾。问题在于嘉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继承大统,以及如何认定正德皇帝的身份。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认为,效法汉朝定陶恭王刘康(汉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生父)的先例,让嘉靖皇帝承认正德皇帝才是其皇考(逝去的父皇),反而把嘉靖的亲生父母称为叔父母。

这种做法引起了嘉靖的不满,而当时嘉靖只有15岁,年少方刚,对改换自己亲生父母的做法感到震惊。不用说古代人感到震惊,即便是现代人也难以理解。不过杨廷和等人认为,只要嘉靖承认自己已经过继给正德皇帝,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可问题是,过继的事情在正德皇帝生前并未发生,又怎可因为要继承大统便做出如此决定?

宗法的本质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制度,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权威性的绝对服从,但是杨廷和的这种做法又如何不是违背宗法制度呢?皇帝自己的亲生父亲都可以为了名利说变就变,还有什么宗法可言?但问题就出在皇帝家的宗法似乎有不同的玩法。皇帝有自己的一套宗法制度,包括对历朝历代先帝的供奉。因而杨廷和认为,以帝王的身份而言,嘉靖不应该拘泥于平常百姓的宗法,而是要从大局考虑,以先王作为自己的祖先,认个先父也无妨。

帝王家的这套宗法玩法具体又是什么面貌呢?不妨以明朝为例看看。

朱元璋作为推翻蒙古统治、恢复中华的汉人皇帝,却在太庙中供奉元朝的皇帝,称他们为先帝,这又如何不与宗法矛盾呢?朱元璋解释称汉室无德,蒙古人获得了天命,因而入主中原有其正当性,不能不供奉。其实说穿了,朱元璋的私心就是尊崇一切的皇帝,目的在于巩固皇帝制度,确认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如果朱元璋否定了元朝皇帝的正统性,岂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皇帝的正统性?(蒙古人确实以皇帝的身份统治了中国)而且朱元璋以一个乞丐的身份发家,总是有种自卑感,因为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开国皇帝都不是平民百姓。所以朱元璋认为,皇帝这个位置不管谁都可以坐,只要获得了天命即可。蒙古人虽然是外族,但是获得了天命,就可以做皇帝;现在我朱元璋也获得了天命,就算是乞丐出身,一样做得。

嘉靖前期曾有提议把忽必烈从太庙中移除,未果。嘉靖中后期最终移除。

朱元璋对皇帝制度的推崇是十分狂热的,对宗法制度也十分狂热。原因是朱元璋农民出身,先天受到宗法制度的熏陶。加上朱元璋年纪轻轻就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烈教训,使得他对大家族和人丁旺盛有一种执着。为了实现这种理想,甚至亲自撰写了《皇明祖训》这样的奇书,也让明朝有了遵循祖制的传统。他也严格执行嫡长子继承制的规定,辛苦培养起来的太子早夭,便立太孙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虽然朱元璋对四子朱棣十分看重,但对宗法的尊崇使朱棣只能做一个藩王。

但事情偏偏出在这里。朱棣打着靖难的旗号成功篡位,建文帝最后落得一个下落不明的结局。朱棣对于任何批评他是篡位者的大臣、文人、儒生都是下狠手,甚至诛杀方孝孺十族。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朱棣并非马皇后亲生,但是朱棣到处宣传他是马皇后的亲生儿子,打着这个旗号起兵,为自己当皇帝铺垫正当性。可当了皇帝后,他在庙里供奉的却是他的亲生母亲,并不是马皇后。

到了明英宗时期,又发生了土木堡之变,皇帝自己都被俘虏。明英宗被大臣们封了个太上皇,另立景泰帝。明英宗回到北京,被景泰帝软禁于宫中,乖乖当太上皇。后来夺门之变明英宗恢复皇位,反过来废除了景泰帝的皇位,贬为藩王。明英宗效法朱棣诛杀景泰帝的大臣,包括北京保卫战的大功臣于谦(就是写《石灰吟》的那位)。

所以话说这明朝就这么几任皇帝看下来,皇帝家的宗法如同儿戏,完全是表面文章,可以为了政治需要肆意更改,哪里在乎什么宗法和祖制。

因此,我想杨廷和等人搬出宗法那套东西,并不是真的尊崇那套制度。而且他据理力争的理由即是帝王家为了朝政的需要,可以肆意地转换亲生父母的身份。既然皇帝可以为了利益做出改变,嘉靖本人又如何不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进行反抗呢?

归根结底,宗法早就沦为了一种工具,皇帝家都如同儿戏,平民百姓家更是可想而知。宗法制度本意是以小农经济为根本而发展出来的一套制度,目的是适应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更好地为小农经济服务。但到了后来面目全非,单纯是欺压人民的统治工具,甚至官僚都可以反过来欺压皇帝。

最大的可能是官僚们看嘉靖皇帝仍然年幼,又没有父亲做靠山(亲生父亲不是皇帝),以为他软弱到必须屈服于群臣。而官僚大概也想让嘉靖皇帝认识到,宗法上所谓的伦理次序的挑选只是个幌子,目的就是扶持你做皇帝,所以你得老实点,乖乖听我们的话,没有我们你就做不成皇帝。

前朝的正德皇帝也是一个经常和官僚作对的主,常常不上朝,肆意离开北京数月之久。这是正德皇帝开的先例,之前的皇帝是没有的。所以正德皇帝一死,大臣们赶紧清算正德的亲臣,然后企图通过扶持、控制无瓜葛的而又年少的嘉靖皇帝让官僚政治重回正轨。嘉靖似乎多少从正德皇帝那边找到一些灵感,和官僚的斗争也就埋下了种子。

何曾想嘉靖皇帝一方面性情刚烈,一方面也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最夸张的就是左顺门事件,大臣们跪在门外以向皇帝施压。有理由相信,除了极少数真的信那套制度的迂腐者,大多数都是结党营私之徒。

可是如果说真信宗法的人不多,又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对宗法如此推崇?实际上宗法有一个根本性的特色在于它有十分强烈的迷信色彩。中国人认为祖先的灵魂是长期存在的,并且会对人世间进行干预,对子孙的生活有着巨大影响,所以一定要对祖先祭拜有加。西方的鬼神观则和中国大不相同,所以西方着力于发展出宗教信仰填补这种空白,而中国人则有着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所以宗教一直很难在中国扎根。我始终认为佛教在中国真正的信徒并不多,大多所谓信佛的人只是接受了修行和六道轮回等概念,这些观念也是中国固有的鬼神观。他们去寺庙烧香拜佛,本质上是祈求祖先的庇护,而不是佛祖的庇护。佛“祖”这个词也有强烈的宗法色彩。观音甚至从男佛被改成女佛(佛教根本就没有女佛之说,甚至认为女性必须转世成男性,然后才能成佛)。

迷信之所以使人相信,就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你没法说鬼神究竟是否存在,不如相信,跟着别人一起做。如果你质疑他们迷信,他们还要反过来说你欺师灭祖,有悖天理人伦。尽管科学技术在今天达到了一个很高级的程度,但是依然无法解释鬼神方面的问题,西方信仰宗教的人数量依然十分庞大,其中不乏许多知名科学家。既然如此,中国人信奉祖先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自然也难以改变。在这种强大的约束性下,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也就难逃宗法的捆缚。这早就超出了信不信的范畴,而是不信也得遵守。

宗法制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皇帝的权威是绝对的,只要他是皇帝,还是他说了算。嘉靖皇帝拒不服从,最后大臣们只能落败。当然,以皇帝的诉求来说,他的要求也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十分正当,所以他在宗法的框架内行驶自己皇帝的权威,其他人也无可奈何。官僚以宗法压制皇帝,而皇帝则以宗法反过来压制官僚。但是嘉靖能胜出的根本原因是嘉靖也是在宗法框架之中争取合理的诉求,这是官僚最终师出无名的关键。

宗法的强大生命力也在于它的绝对权威在很多时候连皇帝本人都无可奈何,除非皇帝本人有朱棣那么狠(李世民也是篡位之君,甚至篡的是父亲的位,把父亲逼成太上皇,诛杀其兄弟)。嘉靖皇帝之后有万历皇帝,也是受制于宗法制度心灰意冷,几十年不上朝。不上朝也不是什么问题,毕竟朝会早就沦为过场,嘉靖皇帝也是几十年不上朝,但是政务照办。可万历皇帝是真的连政事也不做,可见这里面有一种消极的抵抗情绪。万历认为自己虽然是皇帝,但是这个皇帝做得憋屈,繁杂事务又多,不如不做,亡国便也亡了,自己快活。因此现在普遍认为明朝的灭亡始于万历朝。

长达十年的张居正首辅也让万历的心理产生了变态反应。虽然张居正作为一代权臣,通过改革使得明朝出现中兴之治,但是万历本人却对这种被掌控的感觉十分厌恶。张居正死后也被迅速地清算了。最让万历皇帝伤心的是,那个整天教育他行仁政的首辅自己却是个贪污犯,而且权势极大,文武百官、亲王都要恭维他。大伴冯保也贪,作弄权势,一并被清算。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两人抄家所得财物确实颇丰。清算张居正和冯保,尽管标志着万历皇帝的独揽朝政,却也是心灰意冷的开始,毕竟连自己从小就看在眼里、朝夕相处的两人都到了如此地步,整个大明朝又该是何等模样?

在张居正被清算后,万历可能是从嘉靖身上找到灵感,决定在挑选继承人的问题上挑战宗法制度。虽然嘉靖皇帝反抗成功,但如果是在储君问题上,嘉靖未必有胜算。因为嫡长子继承制不单单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更是传统政治制度,皇帝基本上不可能改变。但是万历却觉得这是自己斗争失败、大权旁落的表现,比嘉靖失败多了,从此心灰意冷,无心恋政。

万历皇帝和嘉靖皇帝一样年少登基,甚至更惨,八岁就登基了。试想一个八岁的孩子要丧失孩童的天性和权利,去尽到皇帝的责任,始终被太后、张居正、冯保等人左右,如何能心理健康?所以为何万历比嘉靖还要厌倦朝政,这大概就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宗法制却决定把一个八岁的孩童推举到皇帝的位置,可见宗法制之荒唐。由此可见,万历本人也是宗法制的受害者,难以责怪是他带领大明朝走向灭亡。

宗法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压抑后代的创造性和活力,具体表现在丧失人生理想,丧失生活动力,不热衷生育,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朝代的皇帝最后大多经历了这个结局。由于中国古代的各种科学不发达,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总是认为问题出在君主、群臣不够贤明上,而没有认识到根本问题出在宗法制度上。所以他们反而认为是对宗法制度的信仰不够虔诚,执行力度不够大,否则必然会达到尧舜之治的大好局面,因而每每诵读圣贤之书,以求太平之治。

朱元璋本人就怀抱着这种想法,在位期间极尽折腾之能事,力求恢复尧舜之治,维持小农经济的均贫梦想和社会形态,最后不可避免的人亡政息了。他的子孙后代们也困在宗法和祖制之中,受尽了折磨,最后亡国。

满清因为是游牧民族出身,对宗法没有那么执着,所以满清的储君是竞争选拔机制,没有嫡长子继承制之困扰。雍正从九龙夺嫡的血雨腥风中胜出,进一步完善了继承制度。满清皇帝也大多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没有太多宗法的束缚。实际上满清的君主反而要比前代君主更加励精图治。当然,人治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乾隆后期就迅速地腐化堕落,弱主光绪导致慈禧执政,不过这就不是这篇文章要探讨的问题了。至于满清皇帝身体状况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康熙和乾隆的身体状况极佳,再加上雍正,祖孙三人都是精力极其旺盛之人),大概是近亲结婚的缘故。

总的来说,大礼议事件导致了嘉靖心理的变化,不上朝,对内阁制度进行改革,大权独揽,着重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也造成了严嵩把持朝政二十年的局面,因严嵩专以谄媚逢迎,深得嘉靖喜欢。也许还刺激了嘉靖修仙的欲望。万历可能自知没有嘉靖的魄力,便破罐子破摔,做得比嘉靖还决绝。

另外,明朝的皇帝基本都个性鲜明,有很强烈的猜忌心和心理变态,这可能是遗传导致的,因为朱元璋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宗法制决定了朱元璋的子孙会做皇帝,但是看起来朱元璋的子孙并不适合做皇帝,这也是宗法制的一个显著问题。无怪乎崇祯皇帝数度下罪己诏,自行吊死煤山,还留下“但勿毁我祖坟,勿伤我百姓一人”的遗诏。

嘉靖临终前一年,著名清官海瑞上奏一篇《治安疏》,开篇即讲嘉靖没有尽到君王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深思大礼议事件,我们不免发觉,嘉靖坐上皇位实则也是因缘际会,前脚要去当藩王,后脚人就到了紫禁城。皇位还没坐上,就遭受大礼议事件的刺激,他本人小小年纪,便体会到皇帝的不易和艰辛。嘉靖执政过半又发生了壬寅宫变,不用说嘉靖本人,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都是极罕见之事。堂堂一国之君,被宫女们企图谋杀,可见他这个皇帝有多失败,心理受到的打击有多大可想而知,自暴自弃也十分正常。后专心玄修,让严嵩把持朝政,上下贪腐,百姓负担极重,搜刮殆尽,最终“家家皆净而无财用”。

到海瑞上疏之时,嘉靖自知命难久矣,回想自己执政四十五年,确实极度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嘉靖初看海瑞的奏折十分愤怒,却又沉默,把《治安疏》带在身边看了几个月。尽管下狱海瑞,却不杀他,一年后嘉靖驾崩,海瑞也就被放出来了。可见嘉靖皇帝到了最后关头,也是幡然悔悟,知道自己当了一辈子昏君,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由此,嘉靖皇帝为接下来的隆庆万历大改革奠定了基础,海瑞也得以在隆庆和万历年间有所发挥。不过万历皇帝最后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逃天理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海瑞之所以一路走来还算走运,也是因为宗法制的庇佑。海瑞作为整个中国历史都十分罕见的清官,杀他自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嘉靖自己也说“海瑞就像比干,但朕不是商纣王。”嘉靖、隆庆、万历都知道整个大明朝陷入了顽疾之中,天下人心向背,唯独海瑞还可作为一个表率,以他自身超人的品质来维护整个王朝的合法性。如果连海瑞这样的人都要杀,那大明朝确实也可以像商朝一样灭亡了。海瑞的《治安疏》之所以正义凛然,在于它的根本出发点是维系宗法统治的,是尽到臣子的本分,劝说君主也尽本分。

宗法制的束缚,官僚体制的顽症,进退两难的皇帝身份,嘉靖玄修,万历佛系,这就是发生在明朝中后期的咄咄怪事。商品经济自宋朝起始,到明朝时不但在中国更在全世界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但整个明朝却极力压抑这种历史潮流。不少人认为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满清阻碍的,其实始作俑者是朱元璋。满清的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对朱元璋的制度颇为满意,于是继续沿用。我们不能因为满清是外来统治者,就把责任往他们身上推。但是朱元璋之所以会那样,也是因为他起于陇亩,深知民间疾苦,所以才矫枉过正,铸成大错。由此可见,朱元璋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到了某个阶段的化身,所以我们也很难把责任全部推卸给朱元璋一人。要怪,就怪这历史的惯性吧,谁让中国在战国时期便已经结束了中世纪呢?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受限于世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只能不停地内卷,不停地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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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理解“支那”一词背后的文化内涵:东亚正统中国之争

如今,许多中国人听到“支那”一词仍然觉得自己被羞辱,但其实大多数日本人早已不知“支那”为何物。

如果你去问一个中国人为何觉得“支那”一词有侮辱性,他大概率会说这是二战日本侵华期间所使用的词汇,既然中日敌对,便觉得日本用“支那”一词是在蔑视中国。然而,这种说法有一个很大的逻辑缺陷:如果现在有一个敌对国家对中国人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你们中国人”,显然,在该语境中,“中国”一词带有了贬义,难道中国人还会抗拒“中国”一词,从此拒称自己为“中国人”吗?

要解决这个疑问,就必须先搞懂“支那”一词的来源,以及日本为什么称呼中国为“支那”。

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考证,“支那”一词起源于秦朝,当时外国人称呼秦朝为“Chin”。后“Chin”一词传入印度,印度人根据自己的发音习惯称为“cīna”。而印度人的这种说法,传入欧洲即为“China”或者“Chine”。后佛教文化盛行,该词又从印度传回中国。当时的佛经翻译者、佛学家等在翻译印度梵语的经书和文献时,就把“cīna”统一音译为“支那”,这点可以在众多中国古代文献中得到作证。后世中国人也常以“支那”称中国,比如晚清的梁启超曾以“支那少年”作为自己的笔名。由此可见,“支那”乃“China”一词的正统音译,本身是中性的。

俄罗斯地区(俄罗斯、蒙古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深受与宋朝并存的契丹政权(即辽国)的影响,故俄语地区称呼中国地区为契丹(Китай),称呼中国人为契丹人,这种说法至今仍然是俄语地区的标准用法。从诸多例证看来,俄语地区至今称呼中国为契丹,并非出于传统,而是带有一定的歧视含义。

然而,日本地处东亚,与中国关系紧密,文化等方面互相影响。所以当西域诸国用音译文字称呼中国为“支那”时,掌握了汉字并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往往直接采用中国的语言,比如直接写作“唐”、“大唐”、“中国”、“中华”等,并无音译之说。细细考究,这不单单是因为日本掌握了汉字所以才没必要音译,而是这当中实际上存在一种潜规则,即东亚圈特有的一种尊重,或者干脆就是尊卑关系。以正式的汉字来称呼中国,实际上代表对中国的尊崇,对中国作为东亚霸主的敬畏。

但随着晚清国力衰颓,日本在东亚崛起,尤其是甲午海战之后,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便荡然无存。此时的日本便开始用“支那”来称呼中国,而拒绝使用“大清”、“中国”、“中华”等。显然,这带有日本对中国的蔑视,不再尊崇中国为东亚的权威。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方面不同意在条例文本中以“中国”指代清朝,坚持要求只写“大清”。李鸿章极力反对,最终同意汉文条约写作“中国”,日文条约写作“大清”。但是日本代表团在写条约时,依然在汉文条约中以“大清”指代,李鸿章只好作罢。

由上述案例可知,日本随着国力的提升,开始不承认大清为中国。那么谁是中国呢?正是日本自己。当时的日本文献中,日本常常使用“中国”来称呼自己。

说到这里,很多中国人倒是有点转不过弯来:怎么日本也称呼自己为“中国”呢?这说得通吗?

其实,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但凡接受了儒学的熏陶,便自然有了天下的概念。天下有中国,其统治者为天子,正所谓“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日本自然也不例外。不单单是日本,朝鲜、越南也有这种想法。朝鲜称自己为“小中华”,而越南则称自己为“南朝”,中国则为“北朝”。推而广之,中国周边的国家也有这种概念,比如曾经征服过中国的蒙古、建州女真(满清),还包括和宋朝并存的金朝等。尽管他们本身不是东亚儒家文化,但长期和中国打交道后,耳闻目染,不免移风易俗。

“中国”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个国名,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即为天下居中之国,天朝上国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尽管汉人所统治的强盛朝代,如汉、唐等,确实可以豪迈地这样认为,但在衰弱之时,周边国家不免觉得自己才是最有资格统治中国之人,才是真正的天子。当然,中国是一个政治概念,仍然需要有一个地理实体为依托,这便是中原。所以入主中原成为了千百年来的经典主题。比如蒙古人即便想称呼自己为中国,但不拿下中原便不能这样说,在蒙古草原上的中国是说不通的,没有人会认可。

从这个角度来说,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其性质已经等同于蒙古、满清,意图问鼎中原。日本最终呈现的路线图也的确如此,先吞并朝鲜,以朝鲜为跳板拿下满洲,再以满洲为根据地进犯中原,最终统治中国。

对于中华文化圈来说,朝鲜和日本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地理位置决定了两个国家的走向。朝鲜是中原王朝可以触及的地方,所以长期沦为附属国,其君主不敢称天子、皇帝,只敢称王,并且常常要经过中原王朝的认可,清末的袁世凯都可以在朝鲜做太上皇。而日本有大海做屏障,所以很早就称天子、天皇,中原王朝也无可奈何。因此,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朝鲜的文明和中原十分类似,但是日本则在中原文明的基础上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明。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隋炀帝时期的事情。当时日本发来文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让隋炀帝十分不悦,命令以后不要再拿这种蛮夷的无礼文书给他看,态度是消极逃避的。但是面对朝鲜地区的王权崛起,隋炀帝不惜下血本征讨,誓要让朝鲜臣服,最后元气大伤,导致隋朝迅速灭亡。

另外一个有力证据是语言文字的使用。原先日本和朝鲜在书面上使用汉语,口语则是自己的语言。日本不断摸索,从万叶假名到平假名和片假名,最终发明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系统。虽然大量使用汉字,但的确是一种独立的、全新的语言。朝鲜虽然在世宗大王时期发明了朝鲜谚文,但是一直受到群臣否定,最大的原因便是担心此举会遭到中原王朝的猜忌,惹来麻烦,所以仍然坚持书写汉语。朝鲜谚文直到20世纪才被广泛使用,而且直接废除全部汉字,仅用朝鲜谚文书写(部分场合仍然可以看到零星几个汉字),比日本激进许多,反而凸显了文化的自卑心理,急于摆脱被中国控制的阴影,恢复民族自信。而从词汇和语言习惯上看,日语有许多独立的词汇和发音,而朝鲜语中的词汇大量来自汉语,发音都差不多。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认为自己有资格是或者已经是中国,但还需要入主中原才能算数,所以日本不愿意称呼清朝为“中国”。称清朝为“大清”而不是“中国”,就好比认为清朝和日本是两个并存的政权,将来日本消灭了清朝,就成为中国之主。非常强有力的证据是,日本方面曾发出如下号召:“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实际上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是这话竟然是从日本方面说出来的,只能理解为日本已经认定自己是游离在中原以外的地方割据政权。

以“支那”称呼中国,是日本否定中原现有政权的一个表现。随着时代进入到民国,日本的势力范围从本岛发展到了中原,日本人在中国大量使用“支那”一词,因此“支那”一词的传播更为广泛。另一方面,民国时代的留学生数量极多,大多在日本,因此常常听日本人歧视性地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因此他们十分抗拒别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

1930年5月,民国政府通过外交部称,“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不过日本方面直到二战战败后才逐渐弃用“支那”,重新改称“中国”。

固然,二战战败使得日本取代中国称霸亚洲的梦想破灭,但是更重要的是日本在美国的管制之下改弦更张,将目光放在全世界,从而跳脱了东亚正统之争的范畴。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确实存在一小部分极右翼势力,仍然对中国虎视眈眈,言必称“支那”。但这样的日本人并不是主流,是非主流。

而今大部分中国人对过去的历史不甚了解,也不知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所以对“支那”一词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徒有仇恨,难有进步。更有人认为如今大部分人日本人仍然称中国为“支那”,实乃谬误。

除了极右翼日本人外,一些中国人因为对当今中国有所不满,也重新使用“支那”的说法,皆被打成恨国党和汉奸。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发明,早在晚清时期便已有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到了日本之后,梁启超实地体会到日本脱亚入欧后日新月异的进步,大受震撼。尽管“支那”一词在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前便已经在中国境内流传使用,但梁启超本人仍然坚持使用“中国”一词。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便开始使用“支那”一词。有人认为这只是梁启超入乡随俗,为了融入日本方面的文化而做出的改变,但其实这里面有极大的深意。

日本所习用的汉字、文化、思想等长期被置于中华文化之下,而中国就存在于海的另一边,这让日本无时不刻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随着日本国力增强,民族主义日渐兴旺,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就使得日本跳脱了中国的范畴,获得了一种更为纯粹的日本民族主义。日本人会认为,我们继承发展的是中国的文化,而海的那一边不过是“支那”罢了。这就好比我们时常给别人起绰号,目的就是增强或者削弱对方的存在感。

此时的梁启超深感变法无法挽救中国,到达日本之后,也有了跳脱中国范畴之外的意识。以“支那”称呼中国,是一种对已有的腐朽的中国体制的否定,梁启超通过对其否定,来重新审视中国,寻找中国的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梁启超又开始恢复使用“中国”一词,并写下了不朽的名篇《少年中国说》。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以拳拳赤子之心,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呼吁广大青少年之觉醒,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中国。

除了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党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有从“支那”到“中国”的转变,其原理是相同的。以“支那”称满清,盖为排满以求新。待满清推翻之后,便觉世道更替,焕然一新,故以“中国”重新称之。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鲁迅。鲁迅常以第三者的身份冷眼看中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所以,现如今一些中国人使用“支那”一词,也同梁启超、孙中山、鲁迅一样,希望通过对自己已有的身份的否定,来获得一种觉醒。当然,鉴于目前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公开使用这一词汇必然要承担极大的代价,少有人能从更深层次来思考这种意识。实际上,重新寻找身份认同的办法也不仅限于这种方式,因而我们也很难说使用“支那”一词是否愚昧大于进步,是否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